摘要：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大师，对企业管理战略问题的研究追根究源，并对企业提出经典之问：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客户”是谁，客户重视的“价值”是什么。这些提问，主要涉及客户价值、员工价值、企业价值内在的企业管理创新战略的核心问题。现有的企业管理学并没有对“价值”进行相对清晰、明确的界定，因而给企业管理创新战略决策造成一定的困惑。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本文旨在通过探索并挖掘“剩余价值”的客观存在性、及其内生价值，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原则，以企业管理创新为视角，来探讨与新时代企业管理创新密切相关的客户价值、员工价值、企业价值的价值，以及彼此内在的社会价值关系。

 

　　关键词：企业管理创新剩余价值新理论

 

　　价值这一概念起源于哲学，又广泛应用于经济学与管理学方面；但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对价值内在含义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定。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价值实际源于劳动创造，劳动又是衡量价值的尺度。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研究成果，提出“劳动力”创造了“剩余价值”，并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劳动者维持自身、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费用、及其生活提升的教育和培训费用。马克思进一步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分为两个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剩余劳动时间创造“新的价值”，即“剩余价值”；马克思还提出“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延长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绝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基于社会阶级对立的立场，和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研究，发现“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手段”，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对立”的根源。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地迭代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所处的新时代、以及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角度来看，“剩余价值”客观存在的社会价值仍然是当今世界社会创新发展不容忽视、不可或缺的价值。对企业管理创新来说，剩余价值实则为企业经营创造的新的价值，即企业创新的贡献大小，从而决定企业为社会发展创新贡献率的高低。因此，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剥削手段”、社会阶级“利益对立”的根源论断，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狭隘性。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时期，尤其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数据技术的日益创新与突破，深刻影响着世界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的变革；同时正在孕育兴起的新产业、新动能、新技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正是世界社会高速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面对新时代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管理创新”是企业适应新时代、实现新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研究并探索“剩余价值”的客观存在性，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原则，以企业管理创新为视角，探讨与企业管理创新密切相关的客户价值、员工价值、企业价值的价值及其内在的社会价值关系；并挖掘“剩余价值”客观的内生价值，明确“客户、员工、企业”三者之间彼此“价值创造”与“价值共享”的动力与源泉，以及三者之间的价值关系。这无论对客户、企业劳动者个人、以及新时代企业管理创新来说，都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及其社会价值。

 

　　2.剩余价值客观存在的社会价值

 

　　放眼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说，尤其是以美、日、欧等主要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社会劳动分工日益发展，以及科技创新与自动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出的GDP越来越高，劳动群体也越来越富裕；甚至那些失业或贫困者（应当定义为失去创造价值机会的人、或者不具备创造价值能力的人）还得到一定的社会救济，乃至产生一些“福利”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加上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必要的立法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多次调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利益对立”相对于马克思时代来说“明显缓和”，并没有转变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即将爆发”的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要鼓动的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并没有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现实。相反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制造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事实上还引领了世界科技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缔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以及国家鼓励并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样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产业劳动群体大发展的40年；不仅原来困扰中国社会的“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而且整个社会的生产创造、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以及“脱贫致富”的劳动群体越来越多，整个中国社会的劳动群体无论在物质、精神、文化、教育、技术培训等方面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从位居世界第十位到第二位，发展速度持续世界领先，世界经济发展中国拥有1/3的贡献率。中国改革开放要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价值导向，以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也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创新过程中得到初步的真实体现。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共享”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其实质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让全体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并共享中国改革和繁荣的成果。事实证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共同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正是中国社会发展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共享“繁荣成果”的基础和源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者与企业组织之间共享“剩余价值”，是中国改革开放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繁荣成果的基础和源泉。从新时代世界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无论是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还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强劲发展的事实来说，“剩余价值”的客观存在，不仅是世界社会创造的新的价值，更是社会和企业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价值，也是社会和企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剩余价值”的客观存在还是衡量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的社会发展实力的重要尺度；即一个国家劳动者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量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具体地说，一个国家劳动者所能创造剩余价值的总量大小，正与这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成正比；当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时，正说明这个国家社会劳动者所能创造剩余价值的总量越少；当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时，则说明这个国家的社会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总量越大。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GDP总量的变化，从1978年中国GDP总量不到0.5万亿到2018年增长到90万亿，扣除市场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率9.5%。同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随着改革开放、创新也在不断提升。事实表明，随着中国社会创造“剩余价值”总量的不断增长，中国社会发展实力、发展动力、以及国际社会经济地位也在明显提高，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业生产制造大国。

 

　　再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更替，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在不断增长，其实就是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在不断提高。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成果只能养活自己，没有剩余产品，即没有剩余价值。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开始有了剩余产品，即有了剩余价值，劳动者除了养活自己及家人，还能缴纳税赋和地租，表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断增加。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仅能够满足社会人们对一般生活的物质需求，还能满足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与发展；而当今最为发达的美国，单就农业生产创造来说，仅百分之一左右的农业劳动人口，除了能生产创造满足整个国家人口的粮食供应外，同时还能向其他国家输出粮食，如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大豆高达3000多万吨。可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总量也在不断增长；或者说，一个国家社会创造“剩余价值”总量的大小，正体现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以及国家社会发展实力的强弱。因此，新时代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不是狭隘的“剥削手段”、社会阶级“利益对立”的根源。

 

　　3. 剩余价值客观存在的内生价值本质

 

　　从劳动力自身的劳动价值创造方面来说，对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是劳动者创造劳动价值中自身的、及家庭生活生存所需要的那部分价值，即劳动者自身需求的、基本的“自用价值”；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创造自身及家庭不断追求“美好生活”所需要的价值。这就是说劳动者除了创造“自用价值”，还必须创造超出“自用价值”以外的“新的价值”，才能满足自身及家庭追求“美好生活”所需要的价值，即“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对劳动者创造劳动价值而言，“剩余价值”客观存在的内生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是与劳动者个人需求的、基本的“自用价值”相对而言的剩余价值，即超出“自用价值”以外的“新的价值”；二是若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足以满足自身及家庭生活生存所需要的“自用价值”，即没有劳动价值的剩余，劳动就没有创造“剩余价值”，更不能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或者说劳动创造的价值还不能抵冲劳动者本人所获得的薪资福利报酬时，更不存在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可见，只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超过其需要的“自用价值”，劳动者才创造了“剩余价值”的价值。因此，所谓劳动创造价值，其内生价值本质是：劳动者必须创造超出自身及家庭生活生存所需要的、并有剩余的、利及家人及他人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因此，只有创造“剩余价值”，才是劳动者真正劳动创造的“自用价值”以外的“新的价值”；也只有“剩余价值”才是劳动者真正所要创造的价值。

 

　　事实上，劳动力创造的“新的价值”是衡量劳动者个人“职业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劳动者创造职业价值的大小实际取决于劳动者所创造的“新的价值”的大小；劳动者所创造的新的价值越大，则劳动者所创造的“职业价值”也越大；劳动者所创造的新的价值越少，则劳动者所创造的职业价值也越小。进一步说，如果劳动者不能自食其力，即不能创造出新的“自用价值”，则劳动者毫无职业价值；如果劳动者创造的新的价值只与其“自用价值”相当，也就是劳动创造的价值没有剩余，即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则劳动者的职业价值也就微乎其微。因此，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的大小，是衡量劳动者个人“职业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

 

　　从劳动者的职业价值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相统一来看，所谓劳动者个人价值，是个人及其社会实践活动对于个人自身的价值，是个人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满足自身的需求；劳动者的社会价值是个人及其社会实践活动对于社会的价值，是个人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价值实际是在无数的个人追求自我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又能为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创造更好的社会基础和条件，这就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相统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自然人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Self-Love）。其实自爱是人的天性本能,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因为人性之初心就具有“天性自爱”的善意本能，人才能在“自爱心”的动力引导下去追求对个人“有益”的方面，而对个人有益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权力、利益、荣誉”等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方面，个人所能获得的“权力、利益、荣誉”又源于个人所能创造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度等。简而言之，劳动者个人价值实际源于个人对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并因此获得的社会认可与社会荣誉；从一定意义上说，个人的社会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超过个人自我价值以上的社会“剩余价值”；劳动者个人对社会创造价值的大小实际又决定了其人生价值的大小，而人生价值大小又是源于劳动者个人对社会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以及所能创造“剩余价值”的大小。因而，劳动者个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大，则贡献度越大，影响力也越大，故劳动者个人的人生价值也越大。可见，剩余价值正是劳动者的人生价值大小的衡量尺度。

 

　　众所周知，任正非、马云、马化腾、乔布斯等一大批企业家们及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袁隆平、屠呦呦等一大批科学家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与贡献，其实质都是社会“剩余价值”。这些企业家和科学家对世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是他们光辉的人生价值及高度的世界社会认可、与相应的“权力、利益、荣誉”等精神与物质相统一方面的“剩余价值”。反之，如果劳动者个人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少，则贡献度也越小，影响力也越轻微，故劳动者个人的人生价值也越小；如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剩余价值，则劳动者人生便毫无社会价值，甚至给社会造成负担，并成为社会的“寄生虫”、乃至“蛀虫”；所谓“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正是对“人生价值”大小的经典写照。因此，劳动者个人为社会创造“剩余价值”的大小，客观上正是衡量其“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的价值尺度。劳动者个人通过创造社会“剩余价值”所获得相应的“权力、利益、荣誉”等物质与精神方面的财富，其内在本质正是劳动者个人的“人生价值”的价值体现，更是劳动者个人的人生价值大小的“秘密”。

 

　　3.2 剩余价值是劳动者人生社交价值的基础与纽带

 

　　劳动者的职业价值是劳动者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相统一，本质上还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与社会之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彼此的交换、互补与融合，并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情感、友谊、爱情等社会生活方面的价值。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被称为“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倡导企业管理经营哲学是“敬天爱人”，其实也是劳动者应当具有的职业价值理念。这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作为劳动者的企业员工来说，其“敬天” 的本质是劳动者对劳动“创造价值”要具有敬畏之心，因为企业管理经营必须创造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剩余价值”，否则，企业就没有创造社会价值，更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敬天”必须要劳动“创造价值”的客观规律；其“爱人” 对企业劳动者员工来说，本质上是通过劳动创造客户的价值和满意度而“爱客户”，才能创造自身的价值“爱自己”，才能创造企业的价值“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即只有创造价值“利益他人”才能“利益自身”，这也是真正“爱人”的客观规律。进一步说，“敬天爱人”实际上还是人与人之间彼此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并就“剩余价值”进行相互交换、互补、与融合，亦即共享“创造的价值”，才能实现“爱人利己”的目的；人与人彼此之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交换、互补与融合的深浅又决定了人际社会关系的深浅与长短。正如谚语“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所说，其内在本质就是只有彼此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并就“剩余价值”进行相互交换与互补、甚至融合，即共享剩余价值，才能招致远亲，否则无从“爱人”更无远亲；反之，哪怕近在咫尺、或在眼前也无人问津；“穷”是由于不能、或者没有创造“剩余价值”，更没有剩余价值可共享，结果产生被“无人问”的、“冷漠”的社会现象。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论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各经其业、各从其事”的社会经济活动现象，更是证明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交换、互补，实质是“剩余价值”的交换、互补与融合，更是劳动者社会活动的基础和纽带；因此，所谓“和谐社会”正是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相互交换、互补与融合而达到合理、平衡状态的社会现实，也是“敬天爱人”的社会和谐的客观规律，更是体现劳动者的职业价值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客观规律。

 

　　4.剩余价值是企业管理创新的动力与源泉

 

　　对企业管理创新而言，剩余价值是企业管理创新所产生的新的“管理效益”。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在“劳动”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作为利己的理性经济人，每个人都希望选择更多的“闲暇”而相对较少的“劳动”，同时还希望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与提升，追求更高的“美好生活”，亚当斯密认为“追求和改善生活条件”是“人生伟大目标”。那么，如何在劳动时间不变，甚至缩短的条件下创造“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剩余价值”？唯一的途径就在于企业通过管理模式创新，创造新的“管理效益”。德鲁克研究认为管理有三大任务，对应于企业管理任务就是：设定企业的特定目标和使命；确保工作富有生产力，并且使员工有所成就，产生效益；企业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简要并通俗地说，企业管理三大任务实际是：团队建设、实战赋能、价值创造。因此，企业的管理创新，即是形成以“员工为中心”的“团队建设”、以“平台为中心”的“实战赋能”、及以“客户为中心”“价值创造”的创新。总之，企业只有通过对管理创新激发创新能力，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效率，缩短个别劳动时间，使之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创造新的“管理效益”，实质是创造“剩余价值”。同时企业通过管理创新提升管理能力，发展管理水平，优化管理流程，以此不断提升企业劳动产出效率、管理效率，即企业管理创新就是“向管理要效益”，这也是企业管理创新的动力与源泉所在。

 

　　德鲁克认为：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创新就是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可见，企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和满意度”，这正是企业管理改变资源、产品与服务而创新所产出的“新的价值”，这也是企业管理创新的价值所在。所谓客户的价值和满意度，其内在本质不仅是客户对企业服务的需求价值，更是客户对服务结果所追求的“剩余价值”。就拿华为来说，华为在5G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对世界社会科技创新产生的巨大市场影响力，足以佐证华为企业的管理创新，不仅为客户创造了“价值和满意度”，更是企业管理改变资源、产品与服务创新产生的巨大市场需求的“新的价值”，所创新的巨大市场影响力，实质是对客户服务结果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剩余价值”。事实表明，能够持续领先发展的企业，大多数是通过企业管理的创新，进而创新产品与服务而创造“新的价值”的企业，如除华为以外还有阿里、腾讯、中兴、GOOGLE、FACEBOOK等众多的高科技企业。不能通过管理创新进行产品与服务创新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的企业，发展越来越困难，甚至难以为继。一些劳动密切型的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传统制造企业，由于市场竞争加剧而管理创新能力不足，不能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企业失去发展动力与源泉，从而失去市场竞争力，导致企业关、停、并、转。可见，企业管理创新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正是满足客户对产品与服务所追求的新的“价值和满意度”，其实质即是客户对企业服务结果追求的“剩余价值”。显然，剩余价值的客观存在，不仅是企业管理创新的“管理效益”，更是企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及管理创新的动力与源泉。

 

 

　　德鲁克认为企业定义其使命和目的出发点即客户。满足客户的需求既是企业的使命，也是企业的目的。企业满足“客户的需求”，就是企业为客户提供服务，必须为客户创造“价值和满意度”；而企业为客户创造的“价值和满意度”，本质上是企业服务客户必须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客户从企业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价值和满意度”越高，则企业为客户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大；若客户从企业获得“价值和满意度”越小，则企业为客户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越小；若企业没有为客户创造“价值和满意度”，则说明企业没有为客户“剩余价值”。因此，德鲁克认为“满足客户的需求既是企业的使命，也是企业的目的”的客观本质，就是企业要“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以“价值和满意度”为目标的“剩余价值”。这也是客户愿意合作、对企业信任的前提；企业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服务，客户获得以“价值和满意度”为目标的“剩余价值”，是客户对企业服务满意、并能持续合作的基础、以及合作的动力与源泉。另一方面，企业在为客户创造以“价值和满意度”为目标的“剩余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企业自身所追求的“价值和满意度”。因为，企业之所以能够持续为客户服务，必然是通过创造客户以“价值和满意度”为目标的“剩余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企业自身所追求的、基本满意的“经济利润”；企业对所创造的经济利润的“价值和满意度”越高，则体现企业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越大；若企业与客户合作关系融洽，其实质就是彼此创造的“剩余价值”能够进行相互交换与互补、甚至是融合，更是彼此之间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共享”的一种均衡状态。

 

　　5.2企业就是为了“创造客户”

 

　　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企业战略方面认定企业的使命与目的也是“创造客户”。为了“创造客户”，企业必然通过聘用、组织、培训员工，为客户创造“价值和满意度”，以此实现企业创造客户的目的；企业创造客户的实际运作过程，是通过“团队建设、实战赋能、价值创造”组织员工进行共同劳动创造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创造客户”，是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和满意度”的结果，也是企业员工劳动为客户创造“剩余价值”的成果。对劳动者员工而言，员工劳动不仅仅为客户、为所在企业创造“剩余价值”，同时也在为自已创造以“价值和满意度”为目标的“剩余价值”，具体表现为所获得的基本满意的薪资福利报酬、以及对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利益、荣誉”等方面的价值和满意度。也就是说，员工之所以能持续努力为客户、为企业创造“剩余价值”，必然是员工通过劳动获得了相应的薪资福利报酬、以及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利益、荣誉”等方面的价值和满意度。其本质都是员工个人劳动所追求的、并为自已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员工对企业具有“归属感、依附感”的前提，更是员工个人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与源泉；若员工创造的“价值和满意度”越高，则员工越有“动力”持续努力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若员工“动力”越大，则员工所能“释放”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越强，同时员工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成就感也就越强。正如稻盛和夫倡导的“敬天爱人”的经营哲学一样，企业“创造客户”的目的也就越能实现。

 

　　事实上，企业成功“创造客户”的同时，也相应创造了“剩余收益”（Residual Income）、或“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其本质都是企业创造的“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客观地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私有、合作合资企业，企业的“经济利润”都是企业员工共同劳动创造的价值；同时企业也只有创造了“经济利润”才能持续创新发展，才能增强市场竞争活力；企业也只有通过“经济利润”的不断投入，才能形成经营规模化的发展；企业经营获得的“经济利润”实质正是企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成果。可见，企业只有创造“剩余价值”才能保障经营的持续与发展，也才能成为企业员工作为劳动者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载体；员工作为劳动者也才有了与之对应的社会立足之地，也才有了施展员工个人才华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平台，甚至是员工劳动创造价值的后台。常见的通俗谚语“只要锅里有，碗里才会有”，“大河有水小河满”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时代的企业与企业劳动者员工之间，并非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员工作为劳动“价值创造者”必须与企业作为“价值创造平台”进行紧密融合的关系，以此，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5.3 剩余价值是共享价值的基础和源泉。

 

　　综合上述，新时代企业管理创新，首先是要以“客户、员工、企业”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基础，并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进行商业运作；其次是“客户、员工、企业”三者事实上都是以彼此之间创造“剩余价值”为源泉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再其次是“客户、员工、企业”三者之间共同协作、履行社会责任，彼此以“价值和满意度”为目标的“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共享的社会价值关系。所谓“共商”，企业管理创新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复杂的商业运作系统工程，企业通过科学管理、创新发展吸引员工、凝聚员工、激发员工、释放员工才能，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做到“及时、准确、优质、低成本”地为客户创造“价值和满意度”，并兑现员工自身价值，才能实现企业创新管理“共商”的价值结果。所谓“共建”，企业能够规模化的经营与发展，必然是全体员工不仅共同创造了客户价值、企业价值、还创造了员工个人自身职业价值的结果；而且，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与企业员工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也与客户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企业不仅是为客户提供服务、创造客户“价值和满意度”的基础平台，同时还是劳动者员工个人生存、以及自身职业发展的平台、以及员工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保障。显然，“客户、员工、企业”之间存在着真实不虚的、以“价值和满意度”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的价值关系。因而，企业正是员工需要共同建设的“价值和满意度”的社会平台；企业平台的共建才是员工共享经营剩余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共同建设才能共同享有。所谓“共享”，是指“客户、员工、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紧密联系的与“价值和满意度”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的分享。如成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道出了“客户、员工、企业”之间相互依存、彼此成就、共同追求的、以“价值和满意度”为目标的“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共享的利益共同体的真理。众所知晓的中国企业华为不仅是“客户、员工、企业”彼此三者之间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典范，也是三者彼此共商、共建、共享“剩余价值”关系的典范。客户、员工和企业三者之间之所以还是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系，是因为“客户”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若没有客户，企业将无从商业经营与运作，亦不复存在；没有企业的存在，员工作为劳动者必将失去劳动的社会载体、以及失去劳动创造价值的商业舞台。这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决定了每个员工都应当像关注个人自身利益一样关切客户、团队、以及企业的共同利益、及其共同的发展前途；并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自我为中心”的员工个人独立的命运个体；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创造“价值和满意度”、“利益他人”才能“利益自已”的命运共同体。总之，新时代企业管理创新实质是以“客户、员工、企业”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基础和动力源泉，并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进行创新运营。

 

　　因而，新时代企业管理创新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非是一种“剥削手段、社会阶级”利益对立根源，而是“客户、员工、企业”三者之间彼此以“价值和满意度”为目标所要创造的“剩余价值”。对新时代企业的劳动者员工个人来说，只有通过劳动，并努力奋斗，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创造“剩余价值”，才能体现劳动者员工个人的“职业价值”，才能实现劳动者员工个人的“人生价值”；也只有创造“剩余价值”才是劳动者员工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源泉。对企业而言，“剩余价值”本质上还是“客户、员工、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创新发展的基础与纽带；剩余价值客观上正是“客户、员工、企业”所共同追求的、能够促进彼此成长与发展的基础、并能成就彼此成长与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若“客户、员工、企业”三者之间，没有“共同创造”彼此所追求的、并以“价值和满意度”为目标的、可共享的“剩余价值”的价值，其结果必然是：“客户、员工、企业”三者之间将不再和谐，同时失去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动力与源泉。因而，对新时代社会发展而言，只有创造“剩余价值”，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只有创造社会财富，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也只有创造“剩余价值”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妄想“不劳而获”必然是不可实现的、也是社会发展所无法容忍的；若没有“剩余价值”的共同创造必将成为世界社会发展难以设想的悲剧。

 

　　6.结束语

 

　　总结，以新时代企业管理创新为视角，用“剩余价值”新理论清晰、明确界定客户价值、员工价值、企业价值之“价值”，以及“客户、员工、企业”彼此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社会价值关系，对新时代企业管理及其创新发展、劳动者个人职业成长及其事业创新发展、乃至社会财富的创新与创造，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0.

 

　　2.《道德情操论》，（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钦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0.4.

 

　　3.《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美）德鲁克（DRUCKER,P.F.）注，蔡文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3.

 

　　4.《管理：使命、责任、实践》，（美）德鲁克（DRUCKER,P.F.）注，陈训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5.

 

　　5.《剩余价值理论》，（德）马克思著，郭大力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10.

 

　　6.《以奋斗者为本》，黄卫伟等编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