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家具的雏形阶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家具的各种类型都已出现，但是少而简陋，且往往一物多用，例如床既是卧具也当坐具。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文化局限性所制，反映该时代的家具历史罕有文字记载和绘画描摹，而多出土文物。

 

    床的最早实物出土于长台关战国楚墓的竹竿缠丝加铜构件作栏大床，长225、宽136厘米。床屉很低，仅高21厘米。还有一件大床出土于湖北荆门战国楚墓，长2208毫米、宽1356毫米、屉高236毫米，作折叠式构造。山西陶寺夏文化遗址出土数件最早的木案，这批木案仅高不到20厘米，可见当时节席地坐卧的生活。湖北随县战国曾候乙墓出土过漆绘凤足书案、漆几、衣箱，信阳楚墓出土了彩绘大食案、雕花几、彩绘大床等等。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商代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中也有关于家具方面的记载。例如，“宿”好似人坐卧在室内，“梦”尤如人卧于床榻上，“疾”像病人因疼痛而汗滴如雨躺卧在床上。许慎在《说文解字》释为“判木为片，即制木为板”，其中的木片就是床的解释。

   注： 1 漆俎（河南信阳）

 

    2 铜俎（陕西）

 

    3 铜俎（安徽寿县）

 

    4 漆案（长沙刘城桥楚墓）

 

    5 铜禁（陕西宝鸡台周墓）

 

    6 漆几（随县曾候乙墓）

 

    7 雕花几（信阳楚墓）

 

    8 铜 （安阳妇好墓）

 

    9 漆凭几（长沙楚墓）

 

    10 彩绘大食案（信阳楚墓）

 

    11 衣箱（随县曾侯乙墓）

 

    12 彩绘书案（随县曾侯乙墓）

 

    13 彩绘大床（信阳楚墓）

 

    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一直到两汉时期我国最主要的家具就是铺在地上、以防潮、防湿为主要作用的“席”。当时的生活习惯以席地跪坐为主，这种生活习惯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并不是很高，除了贵族统治阶层外，平民的物质资料并不是很丰富。

 

    夏商周形成了天地崇拜的宗教意识，其家具也成为人与神沟通或显示皇权显赫的工具，带有浓厚神秘的宗教色彩。家具的使用功能主要为祭器，在造型上运用对称、规整的格式和安定、庄重的直线，来体现威严、神秘和庄重之感，且等级制度非常的森严。

 

    西周的统治者还根据席的优劣和装饰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五席”制度。并且周代的家具从材质、装饰到色彩都要严格按照等级与名分来行事，不可逾越礼制。

 

    商代时青铜器已经在统治阶级生活中大量出现，从宗教与政治活动中使用的礼器到生活中用的酒器、餐具、炊具等逐步向真正意义上的家具转化。以前祭祀用的用具礼器等如“几”“俎”“禁”等发展出了“案”“箱”“柜”等我们所熟悉的家具。从当时悬挂于堂上、尺寸超大的王权象征的礼器“斧”“钺”发展出了我们熟悉的屏风。普及率最高的“席”的功能在社会上层也逐渐兼顾了政治、礼仪等多种用途，与平民百姓的“席”无论是选材、设计、还是外观皆有不同，是显示气度与富华的含义丰富的精神载体。

 

    《周易·春官》中记载了“莞”“藻”“次”“蒲”“熊”等多种席。他们所采用的材料与花色各有不同，装饰手法也各具特色。当时的家具除席外，多数是采用浇注、雕刻手法纹饰精美抽象、夸张的图腾造型的青铜器。所以广义上说那一时期的家具是“青铜家具”。

    甲骨文“席”、“宿”、“床”、“疾”等字

 

    编织技术的出现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时代，各普遍发现的距今六千年前后的席纹陶片就是证明。商周甲骨象形文字已达到四千余字，其中有一些直接反映这一时期的卧具，如“席”字示一长方形编为人字纹的席；“缩”字示一人卧于席上。床是席的发展，是对“席地而卧”的改善。“床”字示一有床腿支撑的平展床面。“疾”字示一病人卧于床上（图2）。从甲骨文和金文床的形象，可知此时尚没有床栏。《说文》：“床，安身之几坐也。从木，爿声。”《释名》：“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

 

    原始时代的先民们只能使用石块、树桩、茅草、树叶和兽皮等自然物作为坐具和卧具，只有编席勉强可以算作人工制作的家具，属于卧具。夏商周开始，家具的各种类型都已出现。家具与建筑一样，因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时代、地域的不同风格，且往往与建筑同步发展。其构造方式也往往与建筑相通。总之，家具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宏观看来，与建筑的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了解家具的发展过程，不但为建筑史研究所必需，更可深化我们对建筑艺术本身的认识。